山西临汾是唐尧古都，史称平阳，地处黄河中游，汾水之畔，民风淳朴，人杰地灵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。临汾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，自古以来社会经济十分发达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。临汾不仅有以文明始祖尧庙、黄河壶口瀑布、洪洞大槐树等为代表的黄河根祖文化，而且还有着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。

　　大量史料足以证明，临汾一带的晋商(平阳帮)是整个山西晋商的发源地和杰出代表，晋商文化也是临汾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大亮点。

临汾人自古善于经商，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。据《易·系辞》记载，早在先秦时代，临汾一带就开始了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”的商业交易活动。秦汉时代，平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。到了宋代，平阳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，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。据《马可波罗行记》称，元代“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”。明人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一书中说：“平阳、泽潞富豪甲天下，非数十万不称富”。

　　起源于周成王“桐叶封弟”的古晋国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临汾一带。晋国开国之君—叔虞***初建都于临汾市境内的翼城县，后来迁都至曲沃、侯马一带的故绛。晋文公推行“轻关易道，通商宽农”的经济政策，使关卡畅通，经贸发达，使晋都故绛成为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儴儴，皆为利往”的商贸中心，当时的富商大贾，其财足以“金玉其事，文错其服，以至富比公室”，从而导致晋国成为“国富兵强、财用不匮”的千乘国家，曾称霸诸侯一个半世纪。

　　明清时代，平阳府的亢氏，人称“亢百万”。据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，“山西富室，多以经商起家。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，实为***巨”。《山西通史》明清卷记载：“……襄陵县的乔家、高家，临汾的亢家，都在杨州盐市称雄”，“蓄资以七八千万计”。另据史载，襄汾的尉、王、刘、杨等家族及洪洞的李家等家族资产也达到数千万两白银，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时期“日进斗金”。而晋中的侯、曹、乔、渠、常、刘诸姓人家资产仅在七八百万两到百万两，与平阳帮实力相差悬殊；况且晋中的几大家族主要兴盛于清朝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，而平阳帮则称雄明清两个朝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。

　　晋商票号大多集中在晋中，晋商钱庄则大多集中在晋南，而且比票号产生要早得多。据《中国实业志·山西卷》载：“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，创建于明万历44年(1616年)”，是***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，比平遥日升昌票号( 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，公元1824年)要早208年。史载清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仅苏州一地就有晋南钱庄81家。钱庄与票号金融功能类同，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、总体数量之多，还是运营时间之长，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。

　　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总体分析，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，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：

　　******时段：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，是平阳帮一枝独秀的年代。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亢家。亢家既是大盐商，又是大票商、大粮商和大地主，其生意垄断华北，辐射全国。据《清稗类钞》记载“亢氏为山西巨富，自明已然。”《中国经济全书》称：“亢氏……，凡二百余年，其家运之隆盛，可谓极矣。”许指严所撰的《象齿焚身录》记载，乾隆皇帝曾说：“朕向以为天下之富，无过鹾商；今闻亢氏，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！”马国翰《竹如意》记载：“山右亢某，家巨富，仓庾多至数千，人以‘百万’呼之，恃富骄悖，好为狂言。时晋省大旱，郡县祈祷，人心惶惶。亢独施施然，对众扬言：‘上有老苍天，下有亢百万；三年不下雨，陈粮有万石’！”

　　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《万里行记》中曾讲：“百年以前，扬州是中国***热闹的大城市，与西安、北京、洛阳齐名，也是全************的城市之一，与巴黎、伦敦、罗马、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并列，可见其繁荣程度。”而盐是当时***重要的商品，明清两淮盐商的总数，当以千百计。关于明清扬州盐商中的巨富，历来有“北安西亢”或“南季北亢”之说。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，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，亢氏与安氏齐名，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。“南季”指江苏泰兴季氏。“西亢”“北亢”均指山西平阳(今临汾)亢其宗及其家族。孙静安《栖霞阁野乘》卷下有《季亢二家之富》条，说：“江南泰兴季氏，与山西平阳亢氏，俱以富闻于天下。……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，中设宝座，盖康熙时尝临幸焉。园大十里，树石池台，幽深如画，婢媵皆作吴中装束。…康熙中，《长生殿》传奇新出，命家伶演之，一切器用，费镪四十馀万”。邓之诚《骨董琐记全编》卷三“富室”称：“康熙时，平阳亢氏，泰兴季氏，皆富可敌国，享用奢靡，埒于王侯。”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，有这样一段记叙：“亢园(扬州瘦西湖前身)在小秦淮。初，亢氏业盐，与安氏齐名，谓之‘北安西亢’。亢氏构园城阴，长里许，自头敌台起，至四敌台止。临河造屋一百间，土人呼为‘百间房’”。

　　第二时段：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，是“北号南庄”，或者叫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。正象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：“北方有票号，南方有钱庄，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。这个东西呢，是土生土长的，我们的票号、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呢，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，有它历史上的功劳，在中国是首创的。”当时的平祁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、东北、内外蒙古、俄罗斯一带的生意，而平阳帮则称雄于江淮、苏杭、中原、西南、西北及京师一带。

　　这一时期平阳帮的代表人物是临汾亢家和襄汾尉家、王家。史称亢氏明末清初有“约计千万”的资产，称雄清朝二百余年，到清末光绪时“号称数千万”，资产增加了好几倍；襄汾尉家在雍乾时期，其代表人物尉佳从山、陕收购铁、盐、皮、羊、烟叶、木材等转运两湖、江淮，又由江淮贩运丝、茶转销内地，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，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，逐步扩大了银号、钱庄的经营业务。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，扩大经营范围、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，号铺由山西、河南发展到安徽、湖北、四川和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富庶地区，由杂货、布匹发展为丝品、绸缎、钱庄、当铺、盐店等，实行人股三七甚至四六分红，鼎盛时期“日进万金”。尉家还聘杨州八怪之首—郑板桥为家塾教师，资助应举，直至乾隆丙辰中进士，并为襄汾尉家留下了“布衣暖，菜根香，诗书滋味长”、“难得糊涂”等石刻墨宝；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，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，从河东盐池到淮北、淮南以至扬州、苏州、杭州、罗山等地，都开设有王家盐号，承办盐业运销，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，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、尉家的富商大贾，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。

　　第三时段：清末、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，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。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，而晋南许多钱庄、商号却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之前。近代史称“京师大贾数晋人”—北京资本***多、规模******的粮店，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；北京的油盐酒店，多为襄陵人经营；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，鲜鱼口往西有布巷，全为翼城人；临汾赵家创自明朝正统元年(公元1436年)的***************“六必居”，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；临汾、浮山人在北京经营的“万全堂”、“都一处”、“乐仁堂”等***************也历久不衰；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“敬记纸庄”，是北京***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，业务联通海外诸国，货源来自美国、朝鲜、瑞典、菲律宾等，分号遍布上海、西安、张家口、天津各大城市，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。

　　襄汾杨家杨世堂于民国十年(公元1921年)成为西北商界巨魁，以振兴民族工商业，抵制洋货为己任，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，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。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，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、世德和钱庄，在汾城开设药铺、古城粮店，作为回旋门面。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，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。投入巨额资金开办新绛火柴厂，又创立山西******家股份制现代企业—新绛大益纺纱厂，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两个现代工厂的巨富，据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。